银鲛在去年的爵士节舞台上说过：“20年前，不可能站在这样的舞台演出。一是找人一起排练，没有会爵士的；二是找来人了，没有谱子；三是没有听众，找谁谁不来听。” 
爵士乐在中国的发展是很艰难的，它的被认知程度，还不如国内的地下乐队。所以许多年来，大众几乎不知道国内还有专门的爵士乐队和专业的爵士乐手。99年在保利的国际爵士音乐节上，我除了慕名而去的刘索拉和国内爵士的代表刘元，几乎看不到中国爵士乐队的影子。在印象中，爵士是洋玩意，中国人摸不着门。
2005年我很偶然地去迷笛爵士节凑热闹，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当时夏佳三重奏和梁和平的三重奏让我毛骨悚然，浑身寒毛倒竖！原来中国爵士已然这么牛比了？！从那天开始，我知道了金佛和银蛟等奇怪的名字，从那天开始，我成了国产爵士的衷心追逐者。 
九门爵士音乐节是从去年开始的。去年，连续三天每天四个小时的爵士饕餮，让北京的乐迷们过足了瘾，而演出水平之高，风格之齐全，规模之大，使得九门爵士节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品牌。今年的九门爵士音乐周时间延长为六天，演出乐队增加到16支。除了刘元、金佛等国内最具代表风格的几支乐队外，还特别邀请了来自法国的世界级大师Didier Lockwood的爵士乐队；享誉欧洲的奥地利Philipp Nykrin爵士三重奏和Seligo 爵士四重奏；比利时国宝级的Steve Houben & Emil Viklicky二重奏；以色列鼓王Rony Holan；享有“俄罗斯人民的音乐家”称号的乔治·卡拉扬大乐队等多支乐队参加演出。相比于去年，今年的爵士节规模更大，水准更高，观众也更多。第一天，中山音乐堂内就坐满了九层半。几乎满员。不知道观众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平时看爵士的人似乎很少。北京的固定爵士专业演出场所许多年来也只有CD咖啡一家（现改为“东岸咖啡”）。
来音乐厅听音乐的观众，装束气质自然端庄淑雅，但观赏气质却和野气勃勃的摇滚乐现场如出一辙。没有人正襟危坐，反倒如同在酒吧里或者在草地上看摇滚一样，神情庸懒而内心激动。每到精彩处便不由自主地发出尖叫甚至口哨声，是的，某些时候，必须尖叫才能宣泄出心中的愉悦的激动。更多时候，观众是在屏心静气地等待一个意外——段落转接处的天衣无缝或者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快乐处心随之飞翔，悲情时血管都在忧伤。而齐声欢呼时分，大家便可以体会心心相通的幸福。
为爵士节开场的是爵士钢琴王子夏佳。我多次领略过他水一样灵动、云一样飘忽的演奏，而这次，他却意外地却给我们带来了十几人规模的“北京城市大乐队”。十几只管乐的齐奏，奔放而欢快，让沉在音乐里的人不由得想去公路飚车，想在大海里裸泳，想在原野中飞快地旋转舞蹈，想在最华丽的舞池里被聚光灯和人们惊叹的眼神围拢。而独奏时的收敛，则别有一番神秘诱人的气质。
金佛乐队的主创孔宏伟，好象一直都沉迷于将中国传统音乐融入现代的爵士乐。去年的演出就给人以江南丝竹的唯美印象，今年则改编了《小白菜》等传统音乐。但个人感觉其旋律感过强反而不太象地道的爵士。爵士，是不和谐、不规则的代名词。一切意味都在看似杂乱的音符里巧然生序，而过于流畅的旋律则失去了爵士应有的味道。但最后一曲却让大家振奋，孔宏伟的钢琴，黄勇的贝司和古贺泉都将自己原有的爵士功底发挥到了及至。日本鼓手古贺泉的鼓永远看似漫不经心，鼓声也似有若无，但往往无声胜有声，意味都在那份“轻”里。
实际上，爵士音乐节汇聚了几乎所有国内爵士乐的一流高手，比如贝司手刘玥和萨克斯手刘元。刘元被大众广泛认知是因为他长期与崔健合作，但他真正的事业却是在爵士乐领域。而刘玥则与夏佳一样接受过正统音乐学院中古典音乐的严格训练，但却剑走偏锋地在现代性和流行性如此之强的爵士乐领域游刃有余。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参加演出的每个乐手都不只一次地出现在舞台上。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形成气质完全不同的乐队，根据不同的曲风变换着自己的演奏角色。而在舞台上，当每一种乐器的独奏时，其他乐手都会抱着乐器恭谨地站在一边，守着礼数。别有一种优雅谦恭的古典气度。这是“看”爵士的享受之一。 
去年的爵士节一水儿的国产乐队，而此次爵士节则邀请了众多国外定级乐队。这使得音乐节对音乐家来说是一场难得的国际交流会，而对观众来说，则完全是一次享受到极点的爵士饕餮。
比利时的二重奏是两位爵士乐大师，他们的演奏极尽轻柔，连一向嘹亮的萨克斯都吹得小心翼翼甚至嘶哑，不敢用一丝过度的力气，仿佛怕惊动了安睡的人们。两位大师配合默契，象是午夜的两个被放出来的灵魂在窃窃低语，而那语言，述说的是一种情绪，唯有同样静谧的心灵才能听懂。看了这样优雅而沉静的演奏，才知道什么叫境界。
最让人热血喷涌的是首演那天出场的法国洛克伍德乐队。法国国宝级小提琴大师洛克伍德率领一只大概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队伍来到中国，并邀请二胡国手马向华和著名萨克斯演奏家金浩同台演出。所有乐手都功力深湛，激情与技术并举。洛克伍德在舞台上则显得气定神闲，随意地走来走去地跟乐手耳语，现场调动乐手的情绪或指挥即兴。整台演出起伏跌宕，惊心动魄。低徊处流连婉转、如泣如诉，高昂处银瓶乍破、万马千军。而最后一曲，洛克伍德则出人意表地边拉边跑到观众席里，与观众完全零距离地互动。身影和琴速一样迅捷又飘忽如鬼魅，一个门出来，从另一个门隐去，忽而出现在二楼的观众席里，但琴声却一直激昂飞跃，没有丝毫的阻障。观众席都沸腾了，全场起立，欢呼成一片。连续不断的高潮中，观众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感觉他再多拉一个音符，恐怕就要出人命了。
几天的演出，每一乐队都各有千秋，每一个乐手都各具特色，每一场演出都给人以不同的感受，相同的是是人们的感受——爵士,离心很近.没人会听不懂

看过北京现代舞团美仑美幻的《逍·爻》，便开始对该团的一切演出都充满了兴趣。于是，当得知五一期间北京现代舞团与法国凯乐莫尼斯现代舞团同台合作演出的消息时，便毫不犹豫地预定了数张票。但现场，《三更雨·愿》还是再度让我震惊了。震惊的结果是，下半场的法国现代舞基本上没心思看了，因为心被《三更雨·愿》的独特韵味涨得满满的，再装不下其他。不单单是我，在场的其他朋友也有这种感受。 
《三更雨·愿》是北京现代舞团受威尼斯双年展委约创作的舞剧，2006年6月20日在威尼斯世界首演，在意大利艺术界引起重大反响。三场演出场场爆满，很多持有通行证的双年展嘉宾通过加座或站着观看演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对演出做了全程跟踪并1周内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连续播出。被双年展的艺术总监、评委们反复以“不可思议”和“美妙”来形容。事实证明，报道没有言过其实！其实，看过之后，感觉所有的形容都是苍白和无力的。没有什么语汇能精确描述出舞蹈本身带给现场观众的心灵震撼和审美享受。　　
“三更雨”是编导高艳津子对于“轮回”的理解和表达，分五个独立片段：花，草，鱼，鸟，虫。五个片段由一个身着古典红色嫁妆头带红盖头幽幽走过舞台的“新娘”串联起来。花，草，鱼，鸟，虫，都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但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事物，作者通过这些拟人化的事物来表现内心理想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希冀在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中寻找皮肤下的灵魂的真实。花的寂寞绽放，草的顽强生长，鱼的自在幻游，鸟的英雄欲望，蚊子的喃喃夜语和美丽飞翔——每一种生命都是那么微小，那么柔弱易逝，那么孤独寂寞，但每一种生命的内心又都有着那么强烈的让生命灿烂一次的欲望。他们在寂寞中挣扎着，伤痛着，寻觅着，挫败着，向着生命和爱情痴迷地偏执追逐着——这欲望，恰恰是最动人心魄的力量。撇开中心思想不谈，首先说说编舞。五段舞蹈各有特色，但肢体动作幅度都不大，花和鸟都是只在一个点上活动的，而草和鱼虽然在舞台上穿行而过，但动作也极其内敛。内敛得甚至不象是舞蹈，至少，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舞蹈。肢体随不张扬，但却让人感觉到一种饱满的内在情绪。外在的小和内在的大之间形成的张力，是这出作品的一大特色。而最后一段的蚊子的无言飞翔则把观众饱涨了已久的内心呼喊给完全彻底地释放了出来。再说舞美造型。舞台的视觉效果十分富有传统中国画的韵味。每一个段落，灯光都是追着演员行进的，其他的地方则象是留白。大面积的单色不显得单调，相反，却显得空灵而意味无穷。而主演身上的服饰，无论从造型上还是色彩上都独具匠心。花的蓝，草的黄，鱼的黑粉交杂，鸟的白红相间，还有新娘的大红，都有种优雅的绚丽。鸟是用一个京剧中的武生形象表现的，白衣红须，双翅被无限延伸，豪阔而悲壮。虫的造型，则脸着京戏旦彩，而整个身体只用一条黑布裹腹，古典又现代，简单却富有美感。五个段落虽然大色块迥然不同，但是却用演员身上不同地方的红色使之有了色彩上的内在联系——花的手，草的茎，鱼的纹理，鸟的胡须，虫的鞋子，都是红色，不抢眼，但生命的轮回却似乎变得有迹可寻。这部作品采用的音乐是独具一格的。
开篇的花，用的是崔健的《迷失的季节》。但不是崔健本人唱的，而是采用了赵俪演绎的版本。相比于崔健的阳刚，赵俪的声音阴柔而具有抽离感，那声音好象是一个正在远离躯体的灵魂发出的哀叹。而歌词的“太可惜，太可气，我刚刚遇见你，你是春天里的花朵，长在秋天里……”把寂寞开放的花的心境衬托得淋漓尽致。其他几个段落的音乐，也极尽阴柔唯美，不管是叹息，还是抽泣，亦或呻吟、嘶吼，都同样的摄人心魄。声音与肢体语言相互映衬，正如形神合一的境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表演。每一个舞者都很优秀，而蚊子的舞者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那是一个男扮女装的角色，即使在二楼最后一排，也能感受到他身形里透出的妩媚。那种妩媚，是只能在中国传统戏剧里寻找得到的典雅的妩媚，而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领悟力将之表现出来？！不由得观众不惊叹，不由得观众不为之大声喝彩。当蚊子结束了飞翔，舞剧中的神秘新娘，将红色的长绸缠在那只蚊子的舞者手上，牵着他，慢慢向舞台的另一端走去，而红绸上依次绑缚着其他舞者，虽被绑缚，但他们依旧在舞动，在自己从前的状态当中缓慢地挣扎。当所有的舞者都在舞台上列成了一排，观众才恍然大悟：是在谢幕了。但舞者的动作依旧没有停下来，而是用着各自的身体语言在与观众依依惜别。这样优雅而凄美的谢幕与整台舞剧的风格贯穿一致，于是，直到灯光亮起，大家都还沉坐在座位里，不愿从那种情绪里立刻醒来。所有人都在回味，所有人。
可以说，这台舞剧是完美的。编舞，音乐，灯光，色彩，造型，服装，无一不精致到位，无一不具有含蓄而色厉内荏的中国韵味。重要的是，这些元素不是哗众取宠的大杂烩，而是有机地综合在一起，给观众一个从听觉到视觉上再到心灵的完整审美感受。看过一些国外的现代舞，整体感觉，内心的力量大多用肢体的力量来展示，但这个纯粹中国味道的《三更雨。愿》却逆其道而行之，用外在的不动表现出内在的动，这是更高的艺术境界。
其实，正象高艳津子说的，现代舞，看得懂看不懂都没有关系，跟别人无法描述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心能懂。是的，所有的观众的心都在这个观赏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了一种凄美的韵味，一种苍凉的咏叹，都得到了一种来自美的感动。这就足够了。

可以说，外国人对中国摇滚乐的影响功不可没。
“ADO”是一句流传在北京摇滚圈的俚语，意思是“哥儿们，怎么样啊？”结果慢慢演变成了这只多国部队的名字。
ADO的正式形成还要追溯到1984年成立的“七合板”乐队，成员包括崔健，刘元，周晓明，刘月强等。80年代中期，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摇滚乐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当时年轻人产生巨大影响。
“七合板”解散后，1987年以ADO乐队（eddie，刘元，三儿，布拉什）和崔健的组合，开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被肯定的摇滚团体。时过近迁，崔健一直表示，ADO是他音乐的摇篮，ADO帮助他完成了许多音乐上的想法。
无论是具有中国和马达加斯加血统，还是在中国传统艺术家庭长大，还是来自东欧。乐队四人在音乐上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而在摇滚乐的精神下带来的碰撞与融合。我始终认为当时的尝试，即使在现在崔健乐队，演奏上还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经典曲目：我不能随便说（单曲收录在中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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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中国崔健的价值还没有被真正的讨论。他选择用真实来关心我们的世界，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理想。不要说他是多么痛苦，在我看来他比任何人都快乐。他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这是无比幸福的。这是朋友拉拉一次崔健的专访 ，感谢她让我们更了解崔健以及他的精神。
 
创作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记者：我想知道你创作是怎样一个过程？你最初的动机什么？是先有音乐上的动机还是先有歌词的动机？
崔健：绝大部分是音乐上的动机，先有音乐后有词。音乐给你一种气氛，在这个气氛中你在想表达什么更合适，当你捕捉到这种气氛中潜在的感受，就能一下子写出来一整篇东西。
 
记者：那么是先有一个节奏然后慢慢发挥完善呢？还是脑子里一下子就出现一个完整的曲子？
崔健：以前有过很多这样的歌，是先有旋律的，后来就没有了，因为不相信灵感了，而相信一种理性的创作。所以我更多的是去寻找一种节奏。因为我觉得旋律的东西都是带着一种缠绵的浪漫的情绪，不够理性。弹吉他找旋律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更深地表达我的艺术感受了。
 
记者：电脑介入你的创作，会不会影响你的创造力？是不是电脑里给你的节奏会把你带走？
崔健：电脑肯定是一个创作的理性的平台，没有节奏的话就不知道怎样下手——那样写出来的歌不是你渴望的创作。我觉得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你想创作的时候才创作的情况下出来的。所以我写歌特别慢。我以前就说过，好的艺术品一定要象个植物一样自己长出来，千万不要催生出来。
 
记者：那你多久会有一次那样创作的冲动呢？
崔健：每次创作都会相对淋漓尽致了一把。当你痛快完了之后就需要重新积累，那这个积累的过程会很长。
 
记者：大多数听你歌的人是迷恋你的歌词的，因为你歌词的思想性是那么强，我觉得似乎是你想表达某种思想、想说某些话才去写歌，而刚才你说你先有了音乐才有歌词，你的创作过程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
崔健：是的，我的命题都是最后写。别人写歌可能是先有命题后写词，然后作曲，然后配器，然后节奏。我正好是反的：先出节奏，后出配器，然后想唱便填词，填完词再起名字。
 
记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顺序？
崔健：因为音乐是身体的，是从身体里出来的。我不喜欢没有感觉的时候硬写，我宁可不拿出来，也不给自己下指标。
 
记者：你竟然是在填词！那为什么大家会从里面会读出很多思考？
崔健：那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因为不太甘心跟别人说的一样，这增加了我独立思考能力。面对所有事情，我喜欢首先去怀疑。后来我发现这种怀疑是一种残酷，这种残酷只能适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心理能承受多少。
 
记者：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报着怀疑的态度？是想从中发现真相？
崔健：我记得我12、3岁的时候看电视就老在骂傻B，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她从来不认为我是在说脏话，她只是在笑，她觉得很好玩，我就得到一种鼓励。她从来没有要求我不能那样想，从来没有制止过我，镇压过我。
 
记者：音乐自己从身体里出来，这是你生命的本能。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东西，但你的歌词又是那里理性的思考，但又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两个人在同时做两件事，你明白我吗？
崔健：那我还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做的事呢，比如说我去做录音师做音响师。
 
记者：你觉得音乐本身有思想么？撇开交响乐不谈。
崔健：如果有的话，也是再生出来的，一定不是原创的，音乐不是多么理性的东西，他本身没有思想——我是一个创作者我自己知道。音乐撞击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它会再生出来某种新的东西。所以不要相信理论家，也不要相信作曲家本身，你就相信自己的理解就够了。
 
没有选举意识的人是精神残疾
记者：你在创作歌词的时候有政治的概念吗？
崔健：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正常的人，没有政治的判断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残废，是自我阉割的阿Q，还自以为是时尚，其实都是骗人的。人有选举权，是因为你十八岁之后，身体里面就有一种政治机能。如果你不关心政治，你就浪费了这个机能，等于说你自我放弃了这个权利。
 
记者：政治是人的一种本能？
崔健：我认为一个没有选举意识的人是精神残疾。
 
记者：那你觉得周作人梁实秋那样的人呢？
崔健：我觉得他们是一种选择之后的放弃。
 
记者：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不参与政治生活，但那一定是基于你的一种政治判断？
崔健：我认为这是一种权利，我愿意不愿意使而已。但是好多人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其实这个权利标志着你所有的理性活动都要活跃起来，被人关注起来。比如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就是不喜欢考政治，这本身就是政治！是对政治有判断！而且她的政治个性比任何人都强。“你为什么要考我政治，这个东西跟我的未来没有一点关系，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这种考核制度就是该被废除，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个性。不要以为很多人政治考得好就是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恰恰相反，考得好的人大多没有政治意识。他们把政治当成一种可以浪费的技巧。考得最好的人可能最不相信马列主义。
 
东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
记者：记者：你的歌词，早期是浪漫的东西比较多，中期直接面对政治的东西比较多，现在转到对人格人性的批判，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转变的过程？
崔健：中国人有很多人“性无能”，更有很多人“爱无能”，还有一种是 “个性无能”、“人格无能”。我有的时候可能更关注第三者。许多人的个性是给可以欺负的那个人看的，而不是在表现爱护人的时候表现。
 
记者：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崔健：中国人不愿意建立有原则的个性，中国人更愿意建立仗义和情感的原则。所谓原则不是建立在思想活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感情活动的基础上。仗义和有信任是两回事，感情基础上建立的是仗义，而思想活动基础上建立的是原则。实际上，当一个人思维的线条清晰地展示给对方的时候，对方才会信任你。所以我觉得东方人在人格上的思维是不被发现和重视的。东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情感细腻，思维粗糙。
 
记者：你认为跟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系么？
崔健：我觉得不能那么简单地看待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这么深远地左右了东方民族几千年的发展，是一个悲剧。这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的专制，而不是因为思想家的专制。因为思想家是没有这个权利和机会去专制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统治者认为创作、个性是危险的，这种思想长期控制着人们。还有可能是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有着一个习惯性的判断，对危险与机会——大部分人会认为在危险面前，被镇压的机会会大于成功的机会。我觉得危险的面前成功的可能性占50%。
 
记者：那你这样的判断是从哪来的？
崔健：我觉得是直觉和理性之间的一种平衡吧？！不能光是理性的也不能光是感性的。在我最火的时候我没那么得意，在我前几年比较低潮的时候也没人想象的那么沉重。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复出了，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觉得现在的演出比以前少了，呵呵。而且我觉得做了那么多工作只为了一场演出，我觉得还挺亏的呢。我觉得一个媒体给大众造成的印象，在我脑子里完全不是一个标准。
 
 
没有原则的理性不叫理性，没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
记者：你刚才说的危险，你觉得对你来说什么是危险？
崔健：未知。你的原则加上未知，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危险。如果没有原则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试探危险。
 
记者：等于说你的原则是指你的理性、你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目的性？
崔健：没有原则的理性不叫理性，没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感性中和没有原则的理性中。
 
记者：那你对外在环境有危险的感觉么？
崔健：我觉得一个人对外在环境的判断是比较自然的，我觉得你完全没有一个特别的必要从政治上的“原则”概念来理解。大家一说原则都会想到政治上的原则，而且对政治有一种恐惧，有着“要保持距离”的一种潜意识，其实政治是你身体中的一部分，就是一个游戏。
 
 
现在的媒体满足的是人的一种阅读欲
记者：你刚才说到媒体，我想问你，你对媒体怎样看待？你觉得媒体是个什么东西？
崔健：我觉得现在的媒体满足的是人的一种阅读欲而不是求知欲。求知欲是知道真实的欲望，我觉得中华文化里面没有真正的天翻地覆的自由的变化。我觉得媒体首先应该表达现实，记录社会现实。媒体没有做到这个的话，就只是在满足人的阅读欲。
 
记者：我觉得是“窥视欲”。
崔健：说“窥视欲”是在贬低读者，而不是在批判媒体。因为本身阅读就是窥视，没有隐私就没有文学。阅读就是因为人想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文学是公开化人的隐私，美化人的隐私么！
 
记者：我看一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在里面读到自己。
崔健：读到意外的自己，并不是实际的自己。我觉得阅读是挺无聊的。
 
记者：你自己不阅读吗？
崔健：我只在需要阅读的时候阅读。听音乐也一样，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只要你能获得一种感受就可以，阅读也一样。中国是个文字大国，一直都是文字至上的，解释似乎比创作更有意义。多的是解释者，而不是实干者。
 
记者：你刚才在说音乐也是一种知识，你是指什么知识呢？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是获取一种营养，我在里面没有学到什么理性的思考，对你来说，知识是什么概念呢？
 
崔健：我觉得知识是一种平衡，是一种独立思考，是你渴望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知道你不需要知道的东西。唯音乐和唯文学都是危险的，我觉得人对知识的获取应该是平衡的。是自己必须用很长时间来消化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你才觉得生活很有意义。很多人永远觉得自己要求学，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歧视，一种自我贬低。我觉得知识是为了自己使用的，而不是为了炫耀用的。当你的五脏六腑正常工作的时候你才需要吃东西，如果你不消化不排泄，你硬吃东西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常的思维方式没有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时候，学来的知识就是无用的垃圾。
 
一个人没有能力让自己幸福
记者：你觉得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音乐在文化里占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崔健：我不是一个唯音乐主义，这是一个平衡。音乐是我生长的环境造成的，音乐是我能掌握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人与人之间就要搭配，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人在一个方面很出色，他一定会在别的方面很弱，甚至白痴，所以需要合作。人真正的幸福是需要合作的，一个人没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人的成功最多的就是三分之一需要个人的努力。但是你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这个三分之一，如果没有这三分之一，就不可能成功。
 
记者：你认为另外三分之二是什么呢？
崔健：一定要从朋友那、从生活那里学到特别多的东西，还有一个是你的运气。
 
记者：你认为成功是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发挥到及至吗？
崔健：我认为每个人在社会发展里程中发挥好自己的角色。成功不成功不是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你自己。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是约翰列农一死，披头士就没魂了，但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给后人的内心的情绪一个什么样的鼓励，当你想到什么的时候你会想到有他在温暖地支持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前者对后者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
 
记者：你认为艺术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崔健：艺术家存在的意义是他想的事情让正常人不理解。
 
记者：艺术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想是什么呢？
崔健：一个艺术家应该坚持一种感性的自由，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你的感性可以说是一种撒泼、或者说是一种野蛮，或者说是一种针对行动背叛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
 
记者：对你来说自由的概念是什么？
崔健：在你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下，奇想。
 
记者：那任何时候你也可以天马行空地幻想啊，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崔健：文化大革命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必须想的一样。艺术家就是要随便想。一个人的畅想是社会的财富还是灾难？一个保守的人会觉得所有人都会畅想是社会的灾难，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畅想是一个财富。
 
记者：你认为人的创造力是来自哪里？
崔健：想法。人必须有非常自由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自由的思维的话，人们很容易会掉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你的道德准则的建立是会非常小气的。创造的意义在于对自己过去的背叛，如果你没有对过去的背叛你并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不复制自己，是一种创造。
 
 
重要的是自由创作意识
记者：你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怎么看？
崔健：我觉得摇滚乐这个词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创作意识。通过创作表达自己。摇滚给我们带来的真正感受是自由的感觉，是面对现实的感觉，这是他存在的美。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美，这个词的外表都可以去掉。我渴望听到人们说话的时候在活跃的思考，活跃的观察，在乐观的生活，不妥协的，在畅想。
 
记者：但是中国的学术界好象还没有专家在探讨摇滚的意义和实质的。
崔健：评论家如果不能对现实去批判，就不能称为一个评论家。特别是现代艺术一定要跟现实嫁接起来。好的评论家就应该鼓励人思考，而不是说“丫不懂你丫多学学”，我最讨厌的是这种东西。我希望一个真正好的老师是让人真正对音乐感兴趣，而不是对一个人成功之后的生活方式感兴趣，一个成功的生活方式是最无聊的，一个音乐家生活的成功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为什么喜欢滚石？他们就是不合作！他们找到对自身的忠实，和对贿赂的反叛。
 
 
性就是你身体发出的质问
记者：你的歌词中有许多是在描写性的，但是人们却从中看到了政治，你认为性跟政治是什么关系？
崔健：性是一种最公平的检验尺度，我把性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性开放不是一种乱淫的概念，而是一种个性真正开放的一种概念。你对性彻底的读解，你就可以读解自己的政治，包括你自己惧。性是一个特别清晰的界限，阴就是阴阳就是阳。如果你对性上睁眼说瞎话，就代表你政治上的虚伪。
 
记者：你面对性是等于面对真实的自己？你要装模做样还是一针见血是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方式？
崔健：可以这样说。性是现实给你的一个知识，而不是别人的积累给你的知识。性是直接跟你对话，不是通过文学或者其他的载体传达的知识，性就是你身体发出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