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几个圆明园老泡凑到一起闲聊，不由得忆起十年前的圆明园艺术村，一个朋友感慨到：“圆明园女画家不多，但女孩多”。大家深有同感地哈哈一笑。

跟许多一进到圆明园画家村就再没能走出去的女孩一样，我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圆明园，之后就再没有跟它脱了干系。本来是来闯北京的，本来是要过正经人家的日子的，本来是要朝九晚五地成为社会栋梁的，可是一到圆明园，就被它快乐的乌托邦气氛所吸引。于是，班也不上了，写字楼也不要了，开始打着要在北大进修的名义在圆明园租房子混日子，后来，索性连这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也不要了，干脆就做了专职的圆明园家属。

我所隶属的部门叫“五匹画室”。所谓“五匹”，是指五个从贵州一起搭帮投奔圆明园的艺术青年。那时的他们热血喷涌，充满理想主义的豪迈热情，靠着在贵阳街头朗诵诗歌拍卖手稿攒够了来京的路费，然后于1994年，象民工一样抗着行李卷，拎着锅碗瓢盆来到了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圣地。若干年后，爱喝酒闹事的诗人马哲当了贵阳街头的隐士；把吃大便当行为艺术的片山在云南出家当了和尚；长得跟贾宝玉似的帅哥顾春雷贵当上了某家装公司的艺术总监，生意蒸蒸日上；酒仙儿杨青则去了澳大利亚访学；而四毛则依然狂热地思考艺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的问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也罢。还是说回到圆明园吧。

94年，圆明园已经很有名了，被称为画家村，而村长是伊灵。多年后的今天，伊灵依然是一个饭局的热心组织者，他的爱好之一就是搞几十人的大场面，然后堆在椅子里一言不发地看着被他认做兄弟的牛鬼蛇神纵情声色，表情一片慈祥。大场面酒局是圆明园遗风。那时，若谁有朋友来访，一定不会忘了叫上几个水深火热的弟兄一起来蹭饭，吃独食儿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请客的一定是外来的朋友，因为外来者基本上都是抱着访贫问苦的心态有备而来的。若是偶尔来了热爱艺术或者热爱艺术气氛的大款，那简直就是圆明园的节日，不管关系远近，大多闻风而动，不请自来。然后喝得乱七八糟，尽兴而归，过后基本上都想不起请客人的名字。

福缘门那一小条街上有几家小馆子，比较著名的有老五的馆子和老四的馆子。后来诗人王强端来了贵州酸汤鱼后，他那里就成了画家的食堂兼酒吧。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出入那里的，没钱又混得不好的赤贫画家们经常眼巴巴地看着一大帮混得很积极的画家簇拥着老外、画商和评论家拥入那里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所以，能常去王强馆子做一回体面人，简直是象五匹这样的初出道者的最奢侈最美丽的梦想。

下馆子毕竟不是生活常态，最常态的生活是互相蹭饭。最初到圆明园时，我和一个香港女孩住在画家叶友隔壁。一到吃饭时间，长得跟大仙儿似的老何总会一脸肃穆地拎着瓶二锅头准时报道，然后大家就会七扭八歪地坐在叶友那满墙血淋淋的生殖器横断面前，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那时，虽然没有一个公共的大食堂，可是三五成群地搭伙吃饭到是随家可见。

我成了五匹家属后，我的家就成了五匹的食堂。那时没有工作，打着上学的名义蹭来的钱，除了交房租以外，每月只剩一百来块。要用这点钱养活5、6个大小伙子，还真不是一般的精打细算就能应付得了的。为此，正值青春的我，在缴尽脑汁之后终于熬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主妇。于是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到西苑早市上去逛，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一块五的鸡架子和两斤四毛钱一斤的豆芽，然后是两斤馒头，预算基本上控制在五元钱以内。起来那么早，但早饭基本上没吃过，因为圆明园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中午之前起床，是大多数人的标准作息时间。我总是在大家还在熟睡的时候架上火炖上一大锅鸡架子汤，里面偶尔放些土豆片或者白菜。然后把豆芽用开水抄熟了，绊上一大盆凉菜。一到吃饭时间，不用叫，就都特自觉地拿着饭盆过来了。而且，总有人自觉地拎着瓶二锅头来。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就因为顿顿有酒，还因为每每到饭点儿，总会有些流动人口不期而至，所以我们的馒头挂面的日子看起来总象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流水席。

时间一长就会觉得不耐烦了，于是脸色便开始难看起来。大家都很知趣，第二天便都不来蹭饭了。如此清净了几天，便开始觉得不落忍，因为根据我长期的视察经验，这帮男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清水挂面，连一片菜叶子都想不起来放。于是便又没出息地挨个去叫，于是大家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我的情绪在不停的欢声笑语和偶尔的不耐烦之间循环往复。

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头节目。但是能常吃上荤腥简直是个奢侈的梦想。每每路过桥边的那个小菜市场，总是闻着猪头肉的香味不停地咽口水。有一天我突然大发善心，决定给先生和他的一个更穷的朋友开顿荤的，于是便大踏步走向猪头肉。猪头肉十元钱一斤，我握着手里被汗浸湿的钱，满不在乎地说：“师傅，来二两猪头肉！”。师傅刀一偏，三两！我的心急剧地疼了一下。手托着三两猪头肉走在路上，身后的两个青年腰杆儿挺直、扬眉吐气，跟过上大年了似的。那个小朋友很真诚地说：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请你吃一斤猪头肉！（后来，他考上了电影学院，毕业后还开了公司当了老板，但他一直没请我吃过“一斤猪头肉”。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

其实，生活远没有我描述的那么苦大仇深。没钱归没钱，可是最不缺的就是快乐和酒。夏天的时候，画家们会跑到福海里面捞螺丝和河蚌，还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抓蛤蟆。我亲自经历过的两次自助盛会一个就是李松一麻袋河蚌宴和五匹的千只蛤蟆宴——荼毒生灵啊！这样的吃喝盛会总少不了酒，于是手头宽裕点的画家总会抬来一整箱一整箱的啤酒，大家在酒过三巡后开始划拳行令、朗诵诗歌、弹吉他吹萧，一片欢声笑语！

就跟画家们总能自力更生地找到小生物开荤一样，无论多贫困，爱喝酒、爱凑热闹的画家们总能闻着味找到酒局。比如新人问厕所在哪里，酒鬼杨青会告诉你：顺着二锅头往右拐。

  除了永远带酒的便饭，一般中小规模的酒局都会从深夜喝到天明。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的嗑儿可唠，反正艺术啊、人生啊、理想啊、女人啊、鬼啊、谁和谁的往事啊、谁谁谁的糗事啊什么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信马游疆地无主题变奏个没完。（那时独独没有谁谈论若中了500万该怎么办。）谈论什么大家都兴趣盎然，讲什么段子大家都能笑成一片，印象中的聚会气氛从来没有疲软无聊的时候。也不是总笑，偶尔也哭，而且一哭就抱成一陀儿，不知道的以为是谁死了娘亲呢。其实，哭，大多不是因为伤心，大多是因了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感动。

酒鬼多，酒后的热闹也就格外地多。有时候喝多了也打架，看见打架谁也不惊慌，只是有条不紊地拉架，因为都知道第二天酒一醒，打架的人又会“一喝泯恩仇”。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圆明园新生，还是圆明园老泡，只要观察他面对看似绝情而凶险的暴力场面的反映就知道了——面对“险情”，老泡们一般都是一副见惯大世面的不严肃表情。

有一天深夜，我和先生昏昏欲睡，突然听见对面鹿林家的铁门被砸得“咣咣”直响，只听得喝多了的张东在高喊：“鹿林，鹿林，起来喝酒！”鹿林在里面喊：“睡了，改天吧”。我们又昏昏欲睡。突然又被砸醒：“鹿林！鹿林，大艺术家张东找你喝酒！”鹿林声音有些不耐烦：“我刚吃了四片安眠药，改天吧”。第三次被砸醒我和先生都坐起来了。照我们对鹿林的了解，估计要出事儿，果然，只听得一声怒吼：“你奶奶的！”待得出门瞧时，鹿林正拎着菜刀满街追赶张东。霎时间，小街上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但除了瘦小的四毛冲上去揪着高大的猛汉张东一顿花拳秀腿、而张东只是慈祥地笑看四毛并不还手外，无人上前拉架，因为都看见鹿林手中的刀是刀背冲下。永远是这样，虚张声势的大喊大叫一般都不会真打。即使真的见了红，也没听见谁跟谁结下什么不解之仇。基本上第二天就又坐在一起笑侃昨夜酒后的荒唐了。偶尔煽起情来，甚至还会称兄道弟地说上一些肝胆相照的心窝子话。

酒后的笑话每天都可以看见听见。最经典的一个是迟耐的，他酒后打面的，从左门上去，交了十元钱，然后拉开右门下去了。车走了，迟耐才发现自己在原地。他现在是经营着几家中档饭馆的大老板，如此狂热地开饭店酒馆不知道是否跟他当初的爱吃爱喝有关系。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奇怪，圆明园什么都缺，缺银子、缺女人、缺媚雅的小资和有良知的大款，可就是不缺酒！就是永远不缺酒后的欢声笑语！——那时大家都那么穷，怎么就会那么开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