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你别无选择》是85年出来的，当时几乎是所有大学生和文学青年必读的一本书。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本书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很深的世界，这里边所有的人都很另类，很有个性，有思想、有创造力，很能代表当时年轻人的躁动和反叛。最初对你的认识就是一个作家，后来才知道你本身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而且自己做音乐。那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大学时就酝酿写这本书？你准备了多久？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是缘于对大学生活的情感呢，还是有更多你想表达的东西？

刘索拉：我83年毕业，84年动笔写这本书， 84年底交稿，可能就是写了一两个月的时间。85年年初发表的。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有些感慨——学音乐的感慨——对音乐有一种宿命感，“别无选择”就是一个对音乐的宿命的感觉，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学了五年才知道音乐是这么深的一片海，原来你在音乐学院期间只是趟了一点儿混水，原来音乐不是你在进音乐学院之前那种的一首小歌、一首小曲子。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听个交响乐感觉特别激动万分，因为你不介入音乐里面的结构组织，不知道它的秘密，所以你可以在外面品头论足。一旦你进去了，发现了秘密，你反到说不出话来了——它这么深奥！所以当时一毕业就觉得这个海水太深了，都不知道以后还有多深，有点儿恐惧，还要继续往下走么？有很多问号。但是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带着你往前走，虽然你也不知道往下走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就是种特矛盾的感情。而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没想那么多，就奋不顾身扎进去了，而且也真的搞出来些东西，真的是一些挺让人感动的声音。所以音乐不是我们常人知道那么一点点儿了，它有太多感情了，都不是可以说出来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感受和探索的过程，化到声音里去的过程，这种感情，说不出来，解释不出来。

记者：那么你们班20年后的普遍成就是不是都是因为那种奋不顾身扎进去的状态？

刘索拉：我觉得作音乐就必须得魔怔，才能往下做，才能继续。少年时代谁都有些魔怔，但大多数人魔怔一段时间就没了，然后你就看他/她马上变得跟普通孩子一样了。但是你要是魔怔时间长了就成艺术家了。现在搞音乐的小孩儿都有这样魔怔的时期，但是他/她能不能象我们这样一直魔怔下去？劲头有这么大么？就不一定了。

记者：那你觉得这个群体“魔怔”是与那个时代有关系吗？

刘索拉：也许和那个时代有关系，因为80年代的人单纯，生活的环境也简单，没有这么多信息的包围。但是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在国外我接触到很多音乐家，也这么魔怔。所以其实也不能怪年代。这就是生活环境和理念的问题，是什么在支撑你？可能对我们来说当时支撑我们的东西特别单纯——纯粹的要这个声音！特别简单。

记者：全国所有的大学，不单是艺术院校，77、78级考上来的，这批人上学都很拼命，现在在在各个领域都是很优秀的。我想是不是因为文革10年集中的力量、积压了十年的创造欲望全都爆发在你们这一届身上了？

刘索拉：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岁数比一般的学生大，当时我算年龄小的之一，23岁。照现在美国大学制度，23岁都毕业了，开始该冷静了，开始考虑怎么生活了。我们23岁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我们班还有28、9岁的呢，他们跟我们一样热情。

记者：据说你们班大多数人在上学前都在歌舞团、京剧团担任演奏员什么的，都是属于从传统音乐的范畴，这对他们的以后的创作是否有直接影响？再比如你自己的音乐历程，在世界上转了一圈，最后回归到国乐上，郭文景和谭盾他们的音乐也都有很浓的民族味道，是否与上学之前的经历有关系呢？

刘索拉：我们班有些人对民族音乐的感觉，跟文革这段生活有关系。我们班人大都是插过队的，所以在进音院之前对水、对泥土这种东西已经是很敏感了，等进入现代音乐之后，能马上连系到那段生活感受上去，你可以从音乐中听到他们那段生活，感受到他对音乐、音响和土地的思索。所以他们在音乐的生命上挺早熟的，而且这种早熟挺有天赋的。比如说郭文景、瞿小松他们完全是生长在大山的包围里，他们能把记忆里大山的声音突然和现代音乐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天赋。至于我本人，我小时候家里有京剧的家庭教师，我妈妈很注重给我灌输传统音乐，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熟悉，是身体和血液的一部分。另外我也去过农村，也有过在农村和大山里劳动的经验。加上后来音乐学院那么多传统音乐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把不同的生活经验联系到传统音乐中去的感觉。再说传统音乐是非常渊博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历史还是现在，那种声音无所不包。和西方音乐一样的广博。

记者：回到书里面，里面有很多“力度”啊、“张力”啊之类的词，比如有一段对话说的是一个学生说“不是先生说的那种力度，我要自己的力度，自己的风格”。感觉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创造欲望，很想要标榜自己的个性，那你们在学校的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的么？

刘索拉：每个人都很有个性，什么都掩饰不住。不用标榜就自然冒出来了。那时好像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谈话的感觉都是关于音乐，不说音乐的时候也能感觉得到一种亢奋的气息在环绕。我们一下课就一起打球，或者游戏，或者爬山，或者跳舞，每时每刻都能感觉那些人的能量在往外喷发。上课就争论，对音乐的每一小节都有感觉，老是有激情。那时会经常相互听作品，今天我听听你的，帮你听一下哪些声音你处理的不干净；明天你就帮我检查一下我的。有时相互听了后会被感动。也有不太说话的人，但他那种张力在心里头，能看出来脑子不停的在想，永远有各种各样的激情，这么长时间一直是这样的环境。

记者：互相的竞争很激烈，彼此之间的关注也很由衷。

刘索拉：很由衷，互相被感动。

记者：你书里体现的你们班整个学生想打破传统，想要创造与众不同的东西。但书里的老教授说这样“是法西斯，杀人犯的音乐，充满疯狂，黑暗，充满否定”，这种看来很负面的东西，可能恰恰是现代音乐里面可能要经常体现出来的某种情绪，因为他这个东西充满了对时代的批判。那我就想知道你们在那个时候这种所谓意识形态上的或者思想的冲突，传统的冲突，很大很强烈？

刘索拉：对，非常强烈。小说里面那种反叛心理是真实的，一点儿都不夸张。

记者：你们那个时候会感到很大压力、感觉到束缚么？

刘索拉：也感觉到过压力，比如说被批判，被官方的舆论批判攻击的话，作为学生也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我们抱着团，一门心思往前冲，而且周围的同学会支持你，帮助你，所以压力不是很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毕竟没走到社会上去，整体上有种气氛在保护你，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记者：我觉得挺难得的——班级里有那种共同的东西。在小说里面，这些人都很年轻，20年后这些人都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锋，或者说最好音乐的代表，这些人都还是那么魔怔，演奏会还是会给观众很深的刺激，那这个力量为什么一直延续下来？

刘索拉：这就是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素质不一样，我们幸运的是，恰好我们这一班都是这种人，都凑到一块儿了。但是我觉得到处都是有这样的人，你要不信你分散下去看中国的作曲家，和搞音乐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包括王西鳞，包括梁和平，包括崔健，都有一种宿命似的狂热，对音乐有一种他们自己不可控制的感情。这种人挺多的，不是光我们班这几个人。只不过我们集中变成了一班，然后集中在一起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加上这班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班自己有一种内在的竞争力，现在可能没了，但是当时，大家都想好，都想往上拔，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想停下来 – 除了我，所以他们做出来的声音就一个赛一个。这个班每个人都有一种豁了命的劲头，挺奇怪的，我们的脑子又古怪又单纯。

记者：你们复杂都在思考上，是思想早熟。

刘索拉：早熟，经历事情，经历文革，家庭都受到不同的冲击。同时很单纯，就是在学院里什么都不想，就是要做音乐。

记者：我觉得有一段话就是对你们班级的评价可能挺准确的，说你们是“80年代初迷茫的逃离者，80年代中期西方街头的穷学生，90年代实验音乐独领风骚的实践者，新世纪回到中国不断地打破规则寻找自己的创作兴奋点，在商业上、艺术界都占据主流的位置”。

刘索拉：我们迷茫逃离？我想可能是说不同的人，因为我们班同学素质是特别不一样的，他们对社会的这种热情，其实是很明确的奋斗，对音乐有种明确的追求。你要说“迷茫的逃离”，我觉得迷茫的就我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一直迷茫到毕业，一直迷茫到国外。我就是典型的北京的孩子，在大城市里老是迷茫着晃悠。我们班同学，我被他们感动的是因为他们不迷茫。如果说他们迷茫，我觉得是暂时的在音乐上的或者在艺术上的困惑。他们有那种追求的动力，一早上起来就跑图书馆去了，听见任何声音都象弹簧一样就冲出去了，永远都是。我说张力，其实就是老是那种绷着的探索动力。

记者：你刚才说上学之前不知深浅，然后越学越觉得这个水太深了，然后反倒觉得很慌，那我不知道你们整个班级是不是一样的心态。

刘索拉：面对大海有的人扎个猛子就出来了，有的人越是面对深海就越兴奋，他就拼命的往下扎，我们班很多人是这样的，一见水深就往下走，没底也往下扎。像我这种，就怕了，当时就盼着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记者：现在听现代音乐不是很奇怪，虽然听众还是少数。但是那个时候你们能看到、接触到国外的一点东西都很了不得了。那等于说是你们一上学就要把音乐传统、意识形态都去打破，肯定都挺迷糊的挺慌的，你们能想到以后的会有这么大成就吗？他们那时候能很清晰地想“我一定能做出好的音乐，我的音乐以后肯定很牛”，有过这种很明确的想法么？

刘索拉：也许有人早就有，也许有的人是后来有的，但是他们肯定谁也没有算计什么，就是凭着一种明确的热情追求。当时我在音乐的深水里扎猛子，看见一片黑，他们却在深水里面看见亮儿了，使劲儿往最深的亮儿那儿扎。我觉得我们班同学有那种劲头，对音乐有种宗教般的狂热，看见冥冥之中有盏灯了，虽然还很远很远，但是就是往那儿冲。其实很幸运，那么早就看见灯了，我就没看见。

记者：可二十年前好象只有你有名？

刘索拉：没有，那时我们班的四大才子很牛呀。都在开音乐会，明星一般，经常在报纸上有照片，当然那时候媒体少一些，不像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这么多。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同学特别容易找钱、找赞助，一说谁要开音乐会就马上有商家赞助。而且许多观众打破头都要搞到一张现代音乐会的票。说实在的这样的机遇这样的待遇不是所有作曲家都有的，但我们班那些才子们在二十年前都有这样的经历。

记者：我看有一个评论说“他们那种充满了躁动、无调性和实验色彩的音乐对传统的古典音乐形成强烈的冲击，被称做“新浪潮”音乐的代表。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的成功传播，更使得新浪潮音乐家们闻名天下”。 

刘索拉：小说发表之前那些音乐已经存在了，我不过用小说表现了已经存在的生命。而因为小说的流行，很多大学生们就跑到音乐学院去参观，以至于后来我们班同学开音乐会就会有黑市票。

记者：可能和八十年代的整体气氛也有关，整个八十年代都是理想主义的时代。大学里所有人都在看哲学、谈诗歌，校园诗人就是大学生的偶像。你的小说是应运而生，拿到现在，一个再好的女作家也随便就被淹没了，这个时代的信息太多太杂了。

刘索拉：那个时代有点儿像文艺复兴。大家对单纯艺术作品都有兴趣。

记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出来也就很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

刘索拉：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批人，时代的产物。时代在变化，我自己也经历了种种变化。从前在国内受到重视，到了国外不管你写小说的还是作曲的做什么都不算什么，在国外即使你今天得了什么，可能明天也就没了。明星也一样，今天红了，可能明天就是别人了，没有谁能霸在那儿一辈子。市场很快地在变换每个人的位置。我觉得，艺术家必须要适应被冷落的处境，而不是只能适应被关注。被冷落的阶段很重要，你能否变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很容易把人灭掉，但我们班同学都没被杀掉，挺好的。

记者：是不是说你们同学出去后也会发现自己以前不算什么？

刘索拉：我只能说我自己，而不能代表别人。出国以后最容易发现自己的作品还没出生就老了、旧了。比如当时我们在音院里接触的现代音乐是早期现代音乐，但就是作那种老现代音响还得经过斗争才能生存，还得受批判。到了国外接触到八、九十年代的现代音乐你都不知道你在哪儿了，觉得特落伍，整个一乡下人，你的一切一切又要从新做，而且你作为音乐家的状态与在国内是不一样的，你面临很多问题，生存问题啊之类的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大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记者：所以说2000年左右你们整个班级的蜂拥而出、异军突起跟这段的厉练有关系，如果一直在国内的话，现在所做的现代音乐还是没办法享有国际声望的？

刘索拉：郭文景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没有出过国，他出国可能就几个月考察一下。他的现代音乐技巧更接近表现主义的，但他写的真好，他每一个音都很精确，每一个音都让你觉得对头。有的人再怎么出国，都出国二十几年了，他的声音也不能听。你再怎么说你写的是当今最新的音乐，声音听着不对头都没用。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个人的天赋。

记者：回过来说，我实际上不太清楚90年代你们都在干什么。

刘索拉：90年代我们大都在国外。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另一种文化革命，我们自己的文化革命。在国外找不着北的时候，受压抑的时候非常多。其实，你要是爱仇恨的话就那种遭遇可以生出很多仇恨来。但我觉得虽然在边缘呆着，但是有自由，做人的自由，而且到处有音乐界的朋友支持，有适合各种不同音乐的舞台，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想要的声音，你可以去探索。小舞台很重要，我就是一直没停的在小舞台上练。

记者：现在国内的小舞台只限于地下音乐、限于摇滚，也很少能跟大众发生关系。

刘索拉：国内现在对音乐的成见还很深，对音乐的分类非常拘谨，以后会渐渐变化的。在国外，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音乐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操作方法。比如象我这个厂房，就可以每个星期有音乐会。我记得刚出国的时候，非常享受和穷艺术家们穷欢乐。找个地方就奏音乐。没钱，没有明星地位，但是很高兴，享受年轻的生命力，享受疯狂的自由生活。

记者：经过这样的历练， 2000年左右好多人都回国了，而且创造力就突然爆发出来，现在这些人都在国际上很有声誉。

刘索拉：我们班同学都非常幸运，不光是可以靠作曲谋生，很多还都在国际上获得了自己的特殊位置。比如说郭文景的作品在欧洲非常受重视，他的音乐特点让欧美乐队兴奋，所以不断得到欧洲的邀请；谭盾的成就大家更是都知道；陈怡在美国获了很多大奖，美国作曲界的女强人；瞿小松也是以独特的音乐风格不断被欧洲邀请；陈其钢在法国和欧洲很有他自己的独立位置，他的音乐写得非常精致；周龙也是得过很多欧美作曲奖。

记者：听说明年你们班同学将会集体被德国邀请演出？

刘索拉：这是德国政府2006年在柏林举办的一次大型文化项目 [中国文化回顾 ] 中的音乐会。音乐会的起因就是〈你别无选择〉引起的。我们班八位同学接受邀请，将由欧洲最好的室内乐团“现代室内乐团”巡回演出我们的作品，这个室内乐团的成员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奏家，能和他们合作是很幸运的，他们在欧洲任何国家都是场场爆满，他们计划2007年到中国来演奏我们的作品，同台也演奏勋伯格，施特豪森等大师的作品。

记者：都是哪些人？

刘索拉：目前有郭文景，瞿小松，陈其刚，叶小纲，陈怡，周龙，张丽达，我。

记者：没有潭盾么？

刘索拉：本来有谭盾，但是他明年没有时间，准备2007年再请他。还有没请到的同学，都准备下一次邀请。这个巡演的过程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会被邀请进来，相当于我们班同学的一个聚会。因为2003年我们班毕业20周年时，我们曾经想要聚会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但是因为非典没聚成。

记者：那就是说除了明年欧洲巡演，你们没有真正在一起合作过吧？

刘索拉：我们有过小型的各种各样的合作，比如说我在国外时演唱过郭文景和瞿小松的作品。要说一块儿演奏作品的话，我们还没有过同班同学这样一个聚会。中国作曲家群，早在80年代末，就被欧洲注意到了。这个中国作曲家群，有一些是我们班同学，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几年来在荷兰受到支持。但是作为我们班同学自己的聚会演出，这是第一次。

记者：你曾说过你们那同学还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东西，传统知识分子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责任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一种使命感，比如搞艺术的就总在想我能为中国音乐、中国艺术做点什么。这些东西在你们班同学身上会不会有？

刘索拉：我觉得还是有，但他们可能不会承认。可能很少有人敢说“我能代表中国音乐，我能推动它的发展”。但有一种特质必须承认，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种疯狂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谁的身上都保持着，你甭管他多么功利，占了多大时代的便宜，但是他身上肯定有这种疯狂，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做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班同学只要保持他们自己的东西，即能保持自己这种对艺术狂热的追求，又能一直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

记者：网上有人在拿你们班级的同学与小说里的人物对号入座。我觉得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无法否认这个小说里面的主要人物一定是以你们班级同学为原型的，那么这个小说出来之后你们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反应？

刘索拉：像森森的形象就有郭文景的影子，他那时的长头发等等。我是把几个人的事情混在一个人身上写的，或把一个人拆开分成几个人。不能对号入座。要是非找自己的影子，很麻烦。发现自己的影子挺可爱，就高兴；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形象，就不高兴了，觉得我在骂他/她似的，特别生气。其实每个人在书里都挺可爱的。

记者：我在小说里感觉你对整个班级里的都是充满感情的，每一个人都很鲜明，但是没有感觉故意要讽刺谁，诋毁谁，就是把他们那种状态描写出来了。我想知道你们老师看了是什么感觉？

刘索拉：有的老师也是高兴，有的老师就生我气，觉得我攻击他们。其实我没有想攻击老师。不过当时太学生气了，有很多感慨，要发泄出来，又要显示自己的那点儿文学想象力。有些老师我很尊重，但是他们和音乐的关系形成很奇怪的故事，也造成他们的特殊形象。凡是搞音乐的人都不能用正常思维要求，所以在书里的那些形象就不是大众式的。咳，现在看这本书就跟小孩儿写的似的，从文学上讲，这个小说并不成熟，也不是很大的文学作品。青春热量。

记者：就是典型大学生的心态？——一切权威我都想要推翻他，觉得他们保守，觉得他们古董。

刘索拉：我对老师们是非常尊重的，忍不住把他们漫画化，就是当时的小孩儿顽皮心理吧？！

记者：有没有给你带什么负面影响，比如说影响了关系之类的？

刘索拉：很多年不敢回音乐学院，怕惹老师们愤怒。

记者：单从文学上来讲，那个时候为什么引起这么大轰动，一个是小说的内容，就是特别反映了当时社会那种年轻人的心态，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小说的形式是以前没有过的，觉得很散，很多人物来回穿插，但实际上是有一个气脉的，一贯而通的。开始感觉挺调侃的，越到后来越沉，越让人忧郁。我想问这个文字的叙述方式是不是受你这个音乐脑子的影响？

刘索拉：每一段话，都是音乐的节奏，都是对音响的感觉。因为我当时不懂文学，我就凭着一种音乐感觉，凭着对音乐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人的命运的一种认识来写的。音乐其实是一种最古老的记述感觉的方式，跟神打交道的，最通灵的，所以音乐本身就是对人情感的一种控制，很可怕的东西。它会解放人的生命，也会对人残杀，音乐是可以杀人的。音乐本身是看不见，它特别抽象，又很有控制力，和巨大的生命力，很奇怪的东西。我写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对音乐的感受这么深，当时就是特别懵懂的感觉，有一种挺悲哀的，逃不出去它手心儿的无奈感。那么，当时我又不会写小说，就完全是靠生命来写。我写这小说的时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写的，那些词句跟着音乐就莫名其妙地冒出来，或停下来，所以满纸都是音乐的节奏。

2005．8